剑客是汉代游侠中一组特殊的人群，他们武艺高强，而且也通过自己的武艺实现自身的价值。他们或投身于行伍中，希图在战争中建功立业。如武帝时名将李陵的五千人马中就有许多“力扼虎，射命中”的剑客。不过，从现有的史料看，汉代剑客所担负的最主要的职责是进行刺杀活动。
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先秦时代的剑客都是值得崇敬的英雄。在今山东、河南、陕西、四川等地出土的汉画像砖石上，豫让、聂政、荆轲等人物是重要的主题；关于他们的传闻也在汉代民间广泛流传。刺杀行为不仅没有受到鄙夷，而且还得到人们的广泛首肯。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刺杀手段居然被汉朝政府毫无愧色地用于国际交往中。西汉昭帝时，西域楼兰、龟兹两国反汉依附匈奴。平乐监傅介子向执掌朝政的大将军霍光建议刺杀龟兹王，“以威示诸国”。考虑到龟兹路途较远，霍光指使他先杀掉楼兰王，傅介子来到楼兰，灌醉楼兰王，两名壮士冲上前去，双刃并下，当场刺死楼兰国王。当傅介子把楼兰王的首级带回京师长安，引来了朝廷上下一片赞誉之声：“公卿将军议者咸嘉其功”，汉昭帝下诏予以表彰，傅介子被封为义阳侯，两名刺客均被授予侍郎之职。到了东汉时，政府在处理边地动乱时，仍然心情坦然地借重剑客的力量。安帝永初五年，汉阳郡人杜琦与先零羌联合叛乱，汉阳太守赵博遣客将赵刺死。5年后，扩羌校尉任尚又指使剑客刺杀了反叛的羌人首领零昌。刺杀成为军事活动的辅助手段。一种时代的风气，总是由大多数人所崇尚和履践。在汉代社会中，刺杀成为解决矛盾的直接而有效的方式。与此同时，作为汉代重要世风的复仇，对刺杀行为也起着显著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切奠定了汉代剑客型游侠的社会价值。另一方面，从先秦到汉代几百年的历史变迁，也使得他们与自己的前辈产生了若干差异。
汉代的“剑客”，正如当时人对它的称呼，所使用的一种重要武器是剑。
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剑可以追溯到殷末西周初期。约在春秋战国时代，剑开始成为一种重要的武器。
在汉代，刺客大都是剑术或刀术的高手，能一次出剑或出刀便置人于死地的比比皆是。如刺杀东汉光武帝刘秀手下大将来歙的刺客，把利刃插入来的要害处，身负重伤的来歙虽然很快被部下发现，但部将们却无力挽回他的生命。来歙在给皇帝写了一封简短的遗表后，“投笔抽刃气绝”。有的剑客还能飞檐走壁，例如，东汉桓帝时权臣梁冀派出的剑客在洛阳城达官贵族居住的一片住宅区中的房上跳来窜去。剑客的刺杀活动似乎没有固定的时间，不过，由于夜幕的掩护作用，晚上行刺的把握更大，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更愿意把夜幕沉沉之时作为刺杀的最佳时间：来歙被刺是在夜深人定之时；刺杀刘秀手下另一员大将岑彭的蜀地刺客也是在“日暮时分”行事的。
进行刺杀活动是汉代游侠的一项重要职责，这种历史环境造就出许多职业化的刺客。一般来说，他们并非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而是依附于汉代社会中一些有着重要社会地位的集团。
在先秦时期，驱动刺客型游侠行刺行为的基础是“恩”与“义”。这使得先秦时期刺客的身上具有若干理想主义的色彩。例如，豫让行刺赵襄子是感念主人智伯往昔的恩情为其报仇。专诸先后受到伍子胥和吴国公子光的厚遇，决心以身报恩，在行刺吴王僚前，公子光顿首道：此后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后人完全可以想见，出身平民阶层的专诸在当时是怎样的动情。
然而，“恩”“义”与金钱的位置，在汉代的刺客型游侠的身上却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情感化的“恩”与“义”逐渐让位于金钱，一切事情开始变得直接而简单。金钱成为对刺客杀人的前提，也成为对刺客杀人的报答。只要付出钱财，就能取得别人身体的任何一部分乃至生命。与刺杀行为有关的“任侠”一词的意义也随之发生了微妙但绝非微不足道的变化。《汉书·酷吏传》谓长安少年“受赇报仇”，同样的事实在汉末荀悦《汉纪》成帝永始三年条中却耐人寻味地变成了“受任报仇”，如前已述，“任侠”之“任”本是担当之义，这里却转化为对金钱财物接受后所负担的责任。愈来愈普遍的以“利”刺人的现实，到东汉时进一步走向“规范”化和“职业”化。
摘自《古道侠风》
中国青年出版社
彭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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